李约瑟问题一直困扰着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学者。经过中国学者的转述，李约瑟问题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落后了？”或者说：“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
在讨论问题之前，须先做一下语义分析。中文原无“科学”一词，它来自日语，是作为science的译词进入汉语的。在西方语境中，science是认知层面上的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的定量化知识。它有一些具体的学科，如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而技术则是实践层面上的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方法。科学与技术各有其源，直到近代才结合起来，并产生一种新的技术——科学的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是经验累积所不能达到的，比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正是科学技术，而不是科学，成为西方人改造物质世界的锐利武器。
便如广东的经济发展抬高了粤语，科学技术的成功使科学成为一个辉煌的大词。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最最好的东西，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说某人的某个做法不科学就如几十年以前说他有唯心倾向一样让他恼怒。如此，李约瑟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尊严问题。在日本忙着全面中化的唐宋时期，就没有人会呼喊，中国要有科学；到元明时期，科学已经进入中国，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李约瑟问题引发了许多人对历史的哀叹追悔和假如当年如何如何现在就会如何如何的自慰，同时也借此回顾“当年之阔”。如刘兵先生在今年第11期《方法》上所说，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论证某某中国古已有之、世界第一的误区。这种语境下的科学已与science毫无关系。如不抛开面子问题，李约瑟问题很难得到“科学”的解决。
狭义的科学当然就是science。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通过实验获得因果关系的方法。这也是使科学有别于其它系统知识的特性。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爱因斯坦便持此论，他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所以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这回事。如刘兵所言，中国科学的世界第一究竟有多少，只要翻开教科书看一看那些定理定律发现者的名字就知道了。据香港学者陈正文先生考证，古埃及出土的纸莎草文书上的数学题水平就与几千年后的《周髀算经》相当。勾股定理和毕达格拉斯定理虽然有相似的内容，但他们背后的文化结构大不相同。勾股定理是工匠的经验公式，毕达格拉斯定理则是简单概念经逻辑推论得出的普遍结论。事实上，在领先与否的比较中，中国注定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所用的科学标准来自西方。就如用鸭的标准来衡量鸡雏和鸭雏，鸡雏必然得分甚低，看不出有长成鸭子的迹象。
李约瑟问题之所以出现，乃在于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强盛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技术，而且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分开考虑，李约瑟问题就可重新表述如下：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落后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有了科学，有了科学的技术。至于后一个说法，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这个问题还有些古怪，它相当于：为什么鸡蛋里没有孵出鸭子来。答案是：因为鸡蛋不是鸭蛋。
这样说，必然有人不满意。难道只有science才算科学吗？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科学吗？这种提问暗示了科学的另一种常见的引申意义，即把一切“系统的知识”都称为“科学”。这样，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被称为科学——社会科学；同时science成了自然科学。这个“科学”仍隐含一种褒义。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中国的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荣格《纪念卫礼贤》，通山译《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143页）。从系统的知识这个角度，把中国古代某些知识体系称为“中国传统科学”也无不可，但是在讨论李约瑟问题时，不能认为它们就是science，否则就有偷换概念之嫌。
中国古代当然有辉煌的文明，但要证明这一点，不一定要以西方语境为参照系说中国有科学且曾领先。我们可以说，science并不是唯一一种正确的知识体系。而且，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不是科学，而是技术。中国古代不仅有曾在几千年里世界第一，至今仍不能被现代科学完全涵盖的技术，也有在技术之上的系统知识。比如中医技术及理论，这些才是中国智慧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大优势，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医等传统知识产生及发展时的语境。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有很多工作就是为了证明中医符合科学——西医。弄到最后，中药发展了，中医却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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